介紹兩位傑出的以色列猶太人心理學家 – 並窺看以色列的精神面貌

陳伸夫

摘要

47年前，兩位傑出的以色列（猶太人）心理學家，丹尼爾．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發表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原創論文。他們合作的創見打破了學術界對決策過程的假設。更由於他們的創見，誕生了行為經濟學的領域，甚且在許多其他專業的領域也起了革命性的影響，這包括，對疾病醫療上的判定、政府的決策、國防部各軍種的預判與決策等等。

而更令人驚奇的是他們倆人不管是在大學的教學研究上或在以色列的戰場上都受到英雄式的看重與歡迎。而兩人的合作研究所產生輝煌的成果更是與他們各自不尋常的人生經驗息息相關。

本文是想藉由探討他們兩位的行誼從而試著窺看以色列的精神面貌。

（一）在大屠殺（Holocaust）的陰影下顛沛流離的童年

丹尼爾的父親依佛拉音．卡納曼（Ifreyim Kahneman）生於立陶宛（Lithuania）， 1920年代早期他夫婦移居法國巴黎，他在立陶宛的親戚中除一位當猶太傳教士（rabbi）適逢在外國而沒受難外，其餘之人全部與另外六千多名的猶太人被納粹殺害。1934年，丹尼爾的母親懷著胎兒到時為英國托管地之特拉維夫（Tel Aviv）探望親戚時生下了丹尼爾．卡納曼。

移居到法國巴黎後他父親在一家著名的化妝品公司當化學師，1941年德國納粹佔領法國大量逮捕猶太人時，他的父親也被捕，六個星期後，經由化妝品公司老闆的營救，他的父親獲釋放，此後童年時期的丹尼爾即隨著父母親在法國到處躲避納粹和法國維其政府的搜捕：在到處躲藏期間，丹尼爾還不及12歲，以這麼小的年紀，他說當時他就注意到人們在顛沛流離時表現的多樣化，也注意到為什麼有些人會比另一些人高明。1944年丹尼爾的父親病故，六個月後聯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成功，隨之瓦解了德國納粹，歐洲戰場結束，但歐洲的猶太人並未因此得到公平的對待。因此丹尼爾的母親於1946年將舉家遷移到巴勒斯坦。隔年英國正式向聯合國宣布將於1947年秋為止，英國正式停止對巴勒斯坦的託管權，而會全面撤出巴勒斯坦，將管理及托管的權利還回給聯合國，聯合國於該年的11月29日決議將巴勒斯坦（Palestine）地區分割成兩個區；一為猶太人區，它的面積約略小於美國的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相 當；另一為阿拉伯人區，它的面積約略小於猶太人區。至於聖城耶路撒冷（Jerusalem）在耶路撒冷區域的人都成為耶路撒冷人（Citizen of Jerusalem）～實際上在耶路撒冷城區內早已分為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及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兩區的居民彼此相互廝殺已成為常態。丹尼爾的母親搬到耶路撒冷之處是屬於三不管地帶，子彈常常射入丹尼爾的房間，雖然如此，丹尼爾卻說他並不覺得危險，因為成天身處於爭戰的環境，所以並沒有覺得可怕，反而他在歐洲時看到的猶太人被迫害的情境更令他厭惡，因在那裡會有時時可能遭獵殺的感覺。

1948年1月的一個晚上，丹尼爾看到他住家地下室有一陣明顯的騷動，一個由38位猶太人組成的年青戰士準備出發去營救一處被阿拉伯人圍堵無法脫困的猶太人屯墾區的人員。他們出發不久，其中有一個扭傷了腳踝，由兩位年青戰士陪同回住處，剩下的35位戰士仍繼續前進，這35位戰士從暗黑的傍晚走到天明，在途中遇到一位阿拉伯的牧羊人（另一說是遇到兩位阿拉伯的婦人），他們並沒有為難這位牧羊人而讓他離開，沒想到這位牧羊人隨即通報鄰近的阿拉伯戰士，結果這35位猶太戰士受圍殲全部陣亡，連屍體都無法辨認。事後丹尼爾認為這35位猶太戰士之所以被殲滅，是因他們不忍殺害那位牧羊人所致。這35位猶太戰士於以色列建國後被追贈為“35護衛隊Convoy 35”， 以色列人民將之永誌至今。

相較於丹尼爾1937年生於海法市（Haifa）的阿莫斯的童年就較為順暢，父親是從波蘭移民到當年屬英國托管地的巴勒斯坦（Palestine），母親則是立陶宛移民過來，她熱衷於公共事務，以色列獨立之後她成為國會議員，阿莫斯的母親說，阿莫斯從小就顯出很有天份，又聰明，入學以後因父母親都忙，阿莫斯許多功課都是自學而成。

1948年年初，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區盛傳著，若猶太人於英國離去後宣佈獨立，則猶太人將會被它周遭各國及地區的阿拉伯人攻擊，在此情況下，是很難相信猶太人能打敗阿拉伯各國聯合起來的攻擊。然而丹尼爾回憶說，當時雖面對著外人認為厄運將降臨宣布獨立的猶太人國家，雖然也常看到猶太人被害的情況，但他卻沒看出人們會因此而生懼怕。這在當時年僅14歲的丹尼爾而言，他經歷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巴勒斯坦這樣別人會覺得緊張的心緒，他卻覺得像在野宴（Picnic）那樣稀鬆平常。

1948年5月14日 以色列宣布獨立，第二天英軍撤離，這時約旦、敘利亞、埃及和來自伊拉克和黎巴嫩及其他地區的阿拉伯聯合軍隊一起攻擊以色列。耶路撒冷也被圍困好幾個月，而生活在特拉維夫（Tel Aviv）的人也不得平靜，阿拉伯的阻擊手更對猶太人學童射殺，子彈到處飛。這個戰爭持續了10個月後，阿拉伯的聯合軍團攻擊以色列以失敗告終。結果原本猶太區的面積從約與美國康乃狄克州相當，此戰後面積增加到約與美國紐澤西州（New Jersey）相當，猶太人死傷約佔他們人口的1%（約六千人），阿拉伯人則死了10萬人，而且有 75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獨立戰爭之後，只稍幾年，以色列的人口由原本的60萬人增加一倍達120萬人。

獨立戰爭勝利後丹尼爾的母親將全家搬到耶路撒冷。此時丹尼爾覺得雖然在特拉維夫時覺得當地很貧窮，但到耶路撒冷後發現它比特拉維夫更窮。沒有照相機，沒有電話及門鈴，如果要找朋友聊天就得以徒步走到朋友家或敲門或吹口哨才能見面。丹尼爾的學習能力很強人又聰慧，他剛到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時因是在法國多年，因此在巴勒斯坦入學時完全不懂希伯萊文（Hebrew），但一年之後他對希伯萊文的說、寫及應用就很流利，而英文能力更是比同班的任何人都好。與他同班的同學都認為他將來會很出色，但丹尼爾每一聽到同學們這樣讚賞時都會覺得不自在。他的本性內向，少同人來往，喜歡觀察人們的行為，更常懷疑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對的。

阿莫斯則相反，本性積極喜與人辯論，自信滿滿，又極聰慧樂觀，他於高中時數學、物理、化學樣樣精通成績非常優秀，這些科目許多都是他自學而得的成果，當時以色列人的父母們都希望自己的兒女往數理領域發展，但阿莫斯雖在數理科學方面在學校達到無人能及的程度，但他卻選擇了人文科學的領域，他自己說，數學、物理和化學，他有自信可以自己學習。但人文領域是涉及到人的思維，其空間極廣，內涵更深，再加上他對希伯萊文學及哲學非常著迷，所以才選擇向人文領域發展。

（二）年輕時的軍旅生涯

所有的以色列人民（阿拉伯居民及極端正統派的猶太主義者“Orthodox”除外）於年滿18歲必須當兵，男性服二～三年，女性服二年，丹尼爾於1951年時年僅17歲，又因課業表現特別優秀而獲直接上大學而不必當兵可於大學畢業當兵。他進入大學在學生群中屬特別“稚齡”，幾乎所有他的同學年紀都比他大，都是已當完三年兵且都經歷過實際上戰場的經驗後才進大學的。在他入學後的三年間，因係剛建國初期，大學無法聘到好的教師，教師們大多是由東歐移民而來，丹尼爾在很多課程的學習都靠自學而得，特別是數學、統計學，但他則有興趣於心理學。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 對丹尼爾這樣一位資質特高的人，社會最喜歡接納，但當時以色列卻不同，國家剛剛獨立，一方面公開廣納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國境內各種語言參雜，彼此的生活習慣各異，它可不算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在此紛雜的社會組成下，丹尼爾於1954年從希伯萊大學心理系畢業後隨即被徵召入伍。 這對一個性溫和，少與人交集，生活散漫，行動笨拙的丹尼爾而言，不是很適合當兵。雖然如此，在他當兵期間，他有兩次進入實戰的情境，其一為他同夥伴受命去攻擊一個阿拉伯村莊。內中丹尼爾負責的那一排戰士應該去圍繞著阿拉伯村莊並阻擊任何阿拉伯士兵，但還沒進行攻擊前，他的那一排士兵都被命令撤回，由另一排的士兵去進行攻擊；其二，是他們受命於某個夜晚去伏擊約旦軍隊，他那一排有三班編隊，丹尼爾命一位手下負責兩個班進到伏擊位置，他本人則率領另一班，目的地是進軍到約旦國的邊界，那時指揮官告訴丹尼爾他們必須一直行軍到能看到約旦國界（Frontier）的牌子時才進行攻擊。但他們在黑暗中卻無法看到國界的牌子，等到太陽出來時他們才看到山頂上有敵人的士兵背對著他們。這時他才知道他們已經入侵到約旦國境內了， 而他們所處的位置則是最容易受約旦士兵的伏擊之處，情況相當危險於是丹尼爾馬上偷偷地命令士兵們潛回以色列國境內。但在潛回的途中有一位士兵掉了他的背包在約旦境內，這若是被上級得知是會被狠狠的訓誡的。因此丹尼爾與他的同僚爬著回約旦境內將該背包找回來。回到營區後，他的上司語帶責備的口吻訓誡他們，原因不是因背包丟失又拾回來的令人欽佩之事，而是責怪丹尼爾何以沒有命令對約旦士兵開槍！

丹尼爾事後回憶時說，他當兵及作為排長時的歷練使他從一個20歲的歐洲移民，擺脫了過去在法國時的內向個性，將內心充滿了脆弱感及身體的柔弱和無法勝任的念頭一掃而空。就這樣他原來認為不適合軍隊生活，但當兵時的歷練卻令他能適應軍隊的生活。

1948年 大衛·班·古里昂（David Ben-Gurion）宣布以色列全面歡迎任何願意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人，因而在五年內以色列接納了七十三萬來自各種不同文化、語言和風俗習慣的猶太人。許多年輕移民加入新的以色列國防軍。這些人中你會發現他們手腕上有數字的刺青，這表示他們是來自納粹佔領地的倖存者。 更有許多母親會在意外的情況下遇到她們原以為受害死亡的她們的兒女，也有許多人為“受傷／受災症候群症”所苦而意志消沉，有些更刻意地盡量不去提及和想及那些難以忘懷的受難經過。（例如 安迪哥羅夫～Any Glov～前Intel的執行長，他的母親帶他從匈牙利一路逃亡到美國途中碰到納粹追查，他的母親被迫賣身予納粹軍人，使安迪能夠順利脫逃。這個不堪的過往安迪經過非常長久的時間從不提起，一直到他晚年寫回憶錄時才提到此不幸事。）

此時以色列剛獨立，但它必須發費許多心神去紓解軍隊中的各種方方面面的問題。建國初期軍隊的士兵訓練差，部隊間的聯繫也差，坦克兵團的團長們和他們的士兵們互相間都說著不同的語言。

1950年代早期，阿拉伯與猶太人間並沒有正式的爭戰，反而是以色列的軍隊中互相間常發生無謂的衝突，這就更顯出當時軍隊的脆弱，例如有一步兵單位受命進行夜間攻擊阿拉伯敵人時，士兵門只是一直繞著圈子移動，而排長更是無厘頭地射到自己。而當碰上敵人時則常以災難終結。

面對著這麼多問題，以色列軍方苦思著如何解決及改善這麼多移入人口和本地人行為的差異及如何在以色列境內如何將不同族群組織起來變成有用的戰鬥力量。以色列軍方觀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陸軍有鑑及招募的兵員來自各個族群，因而設法將入伍的兵員能分派到適合於他們的各軍種，因此特別請受過心理訓練的專業人士對入伍兵員做檢測後將之推介到各軍種，由是，以色列也於1950年代開始藉由受過心理訓練的專業人員對入伍兵員進行檢測，而依各軍種的需求及依特性的不同將受檢測過的兵員分派到各軍種，例如戰鬥機飛行員、裝甲兵及步兵等等。以色列軍方因之要丹尼爾利用他心理學上的專長從事此類領域的工作，在軍中的“心理分析”單位對適齡兵員於入伍前加以檢測而後推介到適合的兵種。

1956年11月一位18歲名叫阿姆農．拉坡坡特（Ammon Rapoport）被選派當裝甲兵中一輛坦克車的指揮官，當時他說他根本不知道有裝甲兵團， 1956年11月他率領的戰車進入約旦準備對殺害數名以色列平民的約旦軍人進行報復。在此幾個月前一位與阿姆農同齡的以色列士兵被敘利亞軍隊補獲，他隨即決定在敘利亞軍人審問他之前自盡。事後敘利亞軍方將該自盡的以色列士兵屍體送回以色列，以色列軍方就在該士兵屍體的手縫間看到一個小紙條，上面寫著“我永沒背叛！”。

當年1956年11月那一晚阿姆農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對約旦的一個警察局的二樓進行轟擊，但他為避免炸到以色列的傘兵， 因此要等待以色列傘兵進攻警局的第一樓後才開始轟擊。這時阿姆農由戰車內的無線電中聽到傘兵攻擊約旦警察局的狀況。在無線電中他聽到傘兵與敵方徒手對戰時犧牲不少，但卻沒有聽到緊張、驚嚇及慘叫聲，相反地卻聽到以色列傘兵像是受訓中沉著地對付敵人的聲音，直到戰鬥結束後，才傳出喘息及歡愉之聲。這一過程阿姆農在戰車內聽得很清楚，這令阿姆農當時的感覺是以色列的傘兵並不是呈英雄式的冒險行動，而是抱著使命必達的決心才能達到在戰鬥中沈著的境界，他們的英勇戰鬥正形塑了“猶太人的斯巴達”勇士的形象。而阿姆農本人也受此激勵，誓為猶太人的英勇戰士。兩個星期後，他的戰車侵入埃及在霧中戰鬥，他除了遭受埃及軍隊的攻擊外，也受到以色列軍機因辨別不出是反方而低空掃射，他的戰車也受到埃及空軍的米格－15戰機俯衝攻擊。當時他站在戰車頂端，可以360度地看清戰況及自身所處的位置，不時地對著底下的駕駛員一再地命令以Z字型或前進或後退地躲過受攻擊。之後出乎意外地幾天之後埃及一堆士兵冒著被阿姆農的戰車攻擊的危險，全體高舉雙手奔向阿姆農的戰車，要求阿姆農能給他們水喝同時請求阿姆農保護他們不被貝都因（Bedouins）遊牧民族為取得他們手中的萊福槍和步兵鞋而殺害他們！當完兩年裝甲兵後阿姆農退伍後想入希伯萊大學的心理學系，當時希伯萊大學的心理學系聲名之著有如美國阿拉巴馬大學（U. of Alabama）的美式足球隊那樣的有名。

在排隊等候報名投考希伯萊大學的行列中，阿姆農遇到了一位個子不高，具孩子臉，皮膚白皙，身體健壯的軍人，他表面看起來像似才15歲大，但身上卻穿著高筒皮鞋及軍裝，其軍服上標誌著傘兵的徽章，那是以色列著名的“斯巴達”傘兵。他的名字叫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年生於海法（Haifa），他與阿姆農倆人同時獲錄取進入希伯萊大學的心理系（阿姆農畢業後到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取得博士學位最後在該大學的心理系當教授）。倆人在希伯萊大學心理系攻讀時，阿姆農是這樣描述阿莫斯的：他人極聰慧，樂觀進取，精於深思，什麼學問一學不久就進入精通的程度，身體強壯又勇於任事，個性外向，許多不是心理學門的學門他都用心自學，我與他相處深深覺得一輩子也無法同他並駕齊驅，因此決定不與他同儕，而離開以色列到美國。

1950年代許多海法（Haifi）的青少年猶太人大多想加入一個左翼青年運動的組織叫做“The Nahal”其意為戰鬥先鋒青年團，此組織的目的是要將年青的猶太人復國主義者轉到基布茲（Kibbutzing）猶太人農場，期望將這些年輕人到合作農場先當幾年的衛兵以保衛農場，而後才成為合作農場的農夫。

阿莫斯高三那一年，以色列的傳奇人物戴揚（Mose Dayan）將軍到海法市，對學生們演講，戴揚問這些學生，加入Nahal組織的人請舉手，非常多的人舉手，戴揚對這些舉手的人說：你們這些是叛徒！我們不需要你們都去生產蕃茄和小黃瓜，我們需要你們加入戰鬥團，第二年以色列每年就由青年人中每100人必須挑選出12人當傘兵，此時阿莫斯則自願加入傘兵。但他因體重不夠，因而設法於體檢前喝了大量的水，而通過加入傘兵的行列。

1956年阿莫斯當傘兵排長時，再一次實彈訓練中，他排的一位士兵被派以小手榴彈去破壞預定的鐵絲網，手榴彈是將引線拉出於20秒內即會爆炸，這位士兵將手榴彈放於鐵絲網下拉開引線後，卻昏倒而將身子壓在手榴彈上，阿莫斯的上司見狀大聲叫大家趕快躲避。但阿莫斯卻一躍而起快速地跑向鐵絲網， 馬上抓住該士兵往後躲避，於離手榴彈約10碼處時將自身趴在該士兵身上，此時手榴彈爆炸了，其碎片到處飛散，有一碎片刺入阿莫斯的背部，該碎片在阿莫斯的一生都留在他的背部。戴揚將軍也在現場看到全部過程，其後他對阿莫斯說：你做了一個既愚蠢又勇敢的事，如再有那樣的事發生，你不會那麼幸運地倖存的！阿莫斯的這一勇敢行為被贈予以色列軍隊中最高的英勇勳章之一。

（三）出國深造

1957年阿莫斯進入希伯萊大學心理系就讀，1961年畢業後隨即到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Michigan）入心理研究所為博士生。當時密西根大學的心理系是美國最大也是最著名的學門。初入美國時阿莫斯英文不佳，而難以同人交談，但他的學習能力強，一年後他的英文即非常流利，已可以和同學們高談闊論了。密西根大學的博士學位需通過兩種外國語言之試才能取得。阿莫斯向指導教授請求容許他以一本全為數學的法文教本及一本法文書本當作二種國外語言之試，博士審查委員會同意了，阿莫斯的兩種外國語言也順利地通過了，而取得博士學位。在密西根大學學習時他遇到同為心理系的一位女學生她後來成為他的太太，名叫芭芭拉．康斯（Barbara Gans）她是成長與美國中西部的一個非猶太人的美國人，她一輩子都沒離開過美國，她與阿莫斯交往一陣子於阿莫斯未取得博士學位之前對芭芭拉說，他不希望取得博士後回以色列之前仍是單身，所以雙方交往一年後於1963年結婚。 1966年阿莫斯取得博士學位後回以色列的希伯萊大學當教授。在以色列芭芭拉發現人們的生活很簡單並不富裕，沒有電話、沒有電視、店舖都很小，每一件事都須自己動手去做，但到處都是收音機，雖然物質生活差，但在以色列人們則覺得理所當然地安然自得， 因每個人的生活條件都一樣簡單，都賺取幾乎同樣的錢，而人們的基本需求並不缺。而每當英國廣播公司BBC廣播的時段時，大家幾乎都停下工作，傾聽其內容。每一個人都很警覺。在以色列危險的情況隨時及處處都能發生，雖然歷經獨立戰爭的洗禮，但人們都能體認到如果鄰近的阿拉伯人從各方攻擊以色列，如果人們不夠警惕，那只要幾個小時以色列就可能會被消滅。

阿莫斯夫婦當年在密西根時的生活很單純，都只局限於校園內同學及其他領域的人來往。但到以色列後他們的生活圈卻擴及到與政界人士、軍團的將軍、記者和其他在政府工作的人。阿莫斯時常對以色列的將軍們和以色列的空軍講解最近進化的決策理論。因此芭芭拉對她美國的家人說，她從沒看過有哪一個國家像以色列的官方那樣對學術界的新發展那麼渴求地想知道一二。

在以色列每人都得當兵連教授也不能例外，所以任何人都無法躲避參與作戰的風險，因而面對四面八方的外部受獨裁者統治的國家，以色列所有的人都暴露在這些外在獨裁者們會突然地發作似的起了攻擊以色列的念頭。

這個念頭於芭芭拉隨丈夫回到以色列的六個月後的1967年5月22日埃及獨裁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突然宣布關閉蒂朗海峽（Strait of Tiran）它是以色列各類物質的進出都必須的通道， 而今它卻不准以色列的船隻通行，這一宣布等於是宣布戰爭狀態。事發時，有一天阿莫斯回家後對芭芭拉說，陸軍將會來徵召我，他隨即找出一箱內裝有當年傘兵的服裝，試穿時仍然合身。當晚10點軍方就來找他了，這時離阿莫斯第一次當傘兵已是五年之前的事了。

那個時候以色列人認為，若是單獨對付埃及，雖會很出力，但仍可存活，但若與阿拉伯各國的聯合武力對抗，以色列可能會被全殲。因此以色列政府就默默地清除各處公園準備做為掩埋大量屍體的眾人塚之用。全國都動員起來私人車全被政府徵用，所有的巴士全被軍方徵用，學校的學童全被指派為送牛乳和信件的派送員。在以色列不需當兵的阿拉伯人則自願地填補於被徵調當兵的以色列人的工作崗位上。這種緊張情緒對芭芭拉而言可是從來沒有過的。那時突然間被預言可能的災難從沙漠吹起，在華氏95度的大熱天，人一直覺得口渴，衣服流汗濕了又乾，乾了又濕，但處沙漠風暴中人們並不覺得熱，芭芭拉到耶路撒冷近邊界處協助挖壕溝，有一位年紀約40多歲的男性志願者，他在獨立戰爭中失去一條腿而裝了義肢，他是一位詩人，跛著腿工作，空下來時就寫詩。

實際戰鬥開始之前，阿莫斯回家兩次，他隨地將衝鋒槍往床上一放就去洗澡，全國都處於緊張狀態，但他似乎不緊張並告訴芭芭拉沒有理由操心，勝敗將取決於空戰。我們的空軍將會摧毁他們的軍機。果然6月5日清晨，當埃及龐大的軍隊沿著以色列邊界行進時，以色列的空軍摧毁了四百多架的埃及戰鬥機，那是整個埃及的空軍，隨之以色列陸軍，突擊進入西奈半島，到6月7日以色列軍隊與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等的聯軍進入了全面作戰的局面。此時芭芭拉躲到耶路撒冷的一個防空洞幫忙製作沙袋打發時間。

事後得知塞瑟總統於宣布對以色列封鎖蒂朗海峽前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創建者阿莫．阿蘇凱利（Ahmed al Shukairy）提議，在此決戰後如有倖存的猶太人，將被遣返他們原先來自的“祖國”，蘇凱莉回以，這不必擔心屆時將不會有任何猶太人存活的！

戰事開始於星期一到星期六，電台宣布戰爭已停止，以色列已贏得這場戰爭，以色列的國土突然間比戰前增加了一倍，也控制了耶路撒冷的聖域及其內所有各不同信仰的人們會去朝聖之處。一個星期前它只有美國紐澤西那樣大，但一週之後它卻擴增到比西維吉尼亞洲（West Virginia）還大一點的領域。

戰後以色列報紙登載，此次戰役以色列死亡人數為679人，有2563人受傷，內中有幾位是希伯萊大學的教授或戰死或受傷。芭芭拉說她隨夫婿到以色列僅僅六個月，在此次戰爭中她有四位朋友罹難。6月26日大學開課，參與六月戰爭倖存的教授們都回去校授課，其中阿莫斯外，包括他的好友阿姆農他也是拿到北卡羅萊納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希伯萊大學教當教授，逢上了此六日戰爭的“盛會”。

此時另一位希伯萊大學著名的心理學教授，丹尼爾於1965年於加州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取得博士學位後到密西根大學做博士後研究，1967年他回到希伯萊大學心理系當教授。

（四）交集

丹尼爾和阿莫斯兩位是被公認為最頂尖的心理學家，兩人在密西根大學重疊有六個月，但兩位並沒有來往，一直到1969年春，丹尼爾在希伯萊大學時，阿莫斯也在希伯萊大學，此時兩人中一位是非數理心理學家，而另一位是數理心理學家，兩人在這個時候開始合作從事研究。丹尼爾是猶太人被大屠殺後（Holocaust）受難者的後代，而阿莫斯則是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兩人的合作結果從第一篇名為小數法則（Law of Small Number）的論文發表，就震撼了心理學界。

1973年秋天丹尼爾和阿莫斯到美國準備參加由史丹佛研究院（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在美國加州門洛公園（Menlo Park）舉辦的研討會時，聽到收音機傳出消息稱10月6日（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的軍隊及戰鬥機在眾多阿拉伯國家資助下對以色列進行攻擊（俗稱Yom Kippur War～即剩猶太人的贖罪日沒人工作之時進行攻擊）。 當時以色列的情報機構事前認為埃及和敘利亞會攻擊以色列的機會很小，加上正值贖罪日期間以色列人大多不工作，卻沒想到這種突如其來的入侵令以色列措手不及。以色列的軍隊在哥蘭高地（Golan Hight）只有一百多輛戰車，卻面對著1400百多輛的敘利亞戰車的攻擊。另一方面沿著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駐紮的以色列士兵只有五百多名及三輛坦克，很快地就被2千多輛埃及坦克和 10多萬軍隊所殲滅。這時這兩位來自以色列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於聽到此不利的消息後，急忙趕到機場想買第一班飛往以色列的班機，急著要趕回加入戰場。

戰況的事實是，1973年當埃及和敘利亞的軍隊進攻以色列時，當時在美國加州的時間是清晨四點。這次被奇襲出乎以色列的預料，駐於蘇伊士運河的 500多位士兵被殲滅，在哥蘭高地的177輛以色列坦克被敘利亞的2千多輛坦克擊潰，這時在加州的丹尼爾和阿莫斯趕到機場想買第一班飛往以色列的機票，卻發現所有以色列的航空公司（ELAL）的飛機全被徵調載飛機戰鬥員和參戰的人員，加上埃及總統沙達特知道一旦對以色列開戰，則那些海外絕大多數的及齡戰鬥人員及全球各地的猶太人多會趕到以色列參入戰鬥，因此他對外宣布任何飛往以色列的飛機都將被擊落！所以當丹尼爾和阿莫斯趕到加州機場時他們只能買到第一班飛往法國巴黎的飛機。在那裡他們兩人等著丹尼爾的姊姊設法讓他們搭上飛機回以色列，此時留在耶路撒冷阿莫斯的太太芭芭拉正好帶她的大兒子要到急診室的途中，人們看到她的車就圍住她對她吼叫著：“此時我們全國已進入緊急狀態，妳為什麼還開車在路上？！”同時直升機在天空低飛著不停地大聲廣播警訊及呼叫備役軍人趕快向所屬單位報到。希伯萊大學關閉了，軍車整天穿梭不停，黑暗籠罩著全境，街燈熄了，必須開車的人需將後車燈用膠布蒙上，天空的星星也呈現模糊狀，戰爭不利的消息不斷地傳出。芭芭拉覺得政府有意隱瞞消息。這場戰爭和以前不同，以色列正在失利，芭芭拉不知道阿莫斯在哪裡，他會做什麼？打電話太貴所以芭芭拉只以書信聯絡，此時她所面對的情況和他人沒有兩樣。許多出國在外的以色列人知道戰事發生都用各種方法趕回以色列參戰，有些人回到以色列後，被通知他或她的至親之人已戰死。雖然如此，人們還是向應該所屬的單位報到。

芭芭拉並沒有閑著，她跑到圖書館整理消息讓它在報紙上刊登，人們應該如何應付緊繃的心境。開戰幾天後的一個晚上約10點鐘，她單獨在書房，窗簾拉下，避免燈光外洩，孩子也已睡了，此時她聽到腳步聲，有人快步跑向樓梯，阿莫斯在黑暗中現身，美國之外其他都不載以色列人回以色列，丹尼爾和阿莫斯所坐的飛機在全黑的暗夜降落於以色列機場。回到家的阿莫斯馬上從儲藏室內拿出軍裝上仍留有上尉軍階的服裝於隔天清晨5點他即離家向軍隊報到，準備上戰場。他與丹尼爾同被分發到心戰部隊。

這場戰爭完全讓以色列料想不到，剛開始時他們想這下可能完了！戰鬥只開始幾天，以色列軍隊死亡的人數若就比例而言，比美國於越戰中死亡的人數還多。死者中幾乎涵蓋各行各業的人士，內中包括許許多多聰明才智之人。所以在戰後以色列政府特別將這場戰爭命名為“人口的災難”。

丹尼爾和阿莫斯到心戰部隊報到後，兩人即將手中的衝鋒槍往吉普車一丟，即往西奈半島的戰場衝去。其後戰事轉佳，阿莫斯隨部隊渡過蘇伊士運河準備對開羅進攻，卻被蘇聯及美國出面干涉而停止，以色列軍隊才停在西奈半島的運河邊。丹尼爾依他在心理學上的研究與觀察對以色列軍方在訓練替補陣亡的戰鬥人員的方式建議採取短期有效地訓練方式，例如以戰車的技術訓練為例，原本軍方是採每車訓練四人，每兩個小時為一階，經過幾階的訓練後就可上戰場，但這樣做速度緩慢效果如何有待考驗，他因此建議每車四人以每半個鐘頭為一階，在這緊張狀況下人們學習的精神會較集中，學習的效果更佳和更快，如此替補上戰場的人員會更快更多，效果也更好，這種訓練方式也運用到戰鬥機飛行員上也得到同樣的好效果。

1973年戰爭結束後，雙方都死傷慘重，雖然以色列終於戰勝，但他在以色列人們的眼中欲有如戰敗之憾，相反地在埃及，它們確實是戰敗了（如果不是美、蘇介入，開羅一定不保！）且死傷比以色列多很多，但它在埃及人的反應中卻到處歡慶，他們像似戰勝者似的，實在反諷。

（五）1973年戰後的合作

戰後丹尼爾和阿莫斯回到希伯萊大學，這時兩人於1973年的戰爭發生前共同深入研究所草就的一篇論文名為“小數法則”（Law of Small Number），引起學界的注意。1974年兩人更在著名的科學（Science）期刊上發表了題為“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 Heuristics and Biases”的深具重大意義的論文享譽國際。1979年兩人又在國際知名的計量經濟學刊（Econometrica）上發表了震撼學術界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兩人合作10多年後，1977年兩人分別離開以色列，阿莫斯獲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之邀而任終身職教授，丹尼爾則先到加拿大，而後英國，然後回到他取得博士學位的柏克萊加州大學任教，之後於1992年受聘到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任終身職教授。

他們離開以色列時，以色列許多人都覺得不捨，連出生於美國中西部的阿莫斯太太芭芭拉也反對丈夫離開以色列，她抱怨地說她已深深愛著以色列，也已自認為是以色列人了，我（指芭芭拉）費了很多心力成為以色列人，我不要成為美國人，我問阿莫斯，你要去美國，那我要如何重新開始成為美國人？阿莫斯回說：妳能處理的。

到美國後阿莫斯仍是很自豪於他是猶太人。有一次在一個研討會後一位英國統計學家對阿莫斯說：我不太欣賞猶太人，但我喜歡你。阿莫斯即回以：我一向喜歡英國人，但我不喜歡你。

雖然丹尼爾與阿莫斯兩常被認為他們兩是屬天才型的聰慧之士，但兩人從不承認他們是天才型的人物。兩人中阿莫斯的鋒芒常常蓋過丹尼爾。例如，於阿莫斯美國學成回以色列後，有一次在特拉維夫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中一位剛得到物理學界的伍爾夫獎（Wolf Prize）的物理學家，它是僅次於諾貝爾獎榮譽的獎項，過去得到伍爾夫獎的人許多都會得諾貝爾獎。該人演講完畢後，阿莫斯有機會同他討論在物理學上“黑洞”現象的問題。第二天這位得獎者問主辦人，昨天同他討論黑洞的那位物理學家是誰？主辦人在一陣不知是誰的詢問後，最後才知道原來與得獎者會後討論的人是阿莫斯，主辦人因之告訴得獎者，昨天與他交談討論的並不是物理學家，而是心理學家。這位得獎的物理學家一聽錯愕道，那怎麼可能與他討論後，他在我所知的物理學界中是最聰明的一位啊！

1995年阿莫斯因皮膚癌病逝於史丹佛大學醫院。他死前人們提到他們兩人所發表的論文時都以“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爾．卡納曼”呼之，於他死後人們提到他們的共同著作的論文時就改以“丹尼爾．卡納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名之了。

2002年瑞典皇家諾貝爾委員會發佈該年經濟學門的得獎之一為丹尼爾．卡納曼是基於他與阿莫斯在1979年創建的展望理論對經濟領域所起的貢獻。可惜諾貝爾委員會不授予已過世的人，因此只提及丹尼爾，而丹尼爾也於得獎的演說中誠實地提到這是他與阿莫斯共同創建的理論，此獎基本上是授予他們兩人的，他們倆過去十多年的合作有如雙胞胎那樣的緊密。

（六）結語

幾乎所有獨立建國而成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經由戰爭的勝利而取得成果。這中間擁有對軍隊主宰者常是佔著主要的領導地位，因而有了“槍桿子下出政權”的說法。問題是許多擁有槍桿子的領導人，一旦取得勝利，大都會成為獨裁者，由是建立起他的專制政權。這些例如凱撒（Julius Caesar），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毛澤東及卡達菲（Mammon Kaddafi）等等。

但美國的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是個例外，1783年美國歷經七年的獨立戰爭獲勝後，擁有絕對軍權並受全美（共13洲）人民愛戴的他，卻一點都不戀眷權利，而將手上的軍權交給當時的美國國會，由之美國創立了令後人都會實際遵循的憲法，規範了統治國家者必須受被統治者的同意，更創建了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制衡制度加上憲法等，成為美國立國的基石，從而造就了這個國家成為自由之地，勇者之家的美麗家園。

以色列的班·古里昂（David Ben-Gurion）也是於以色列獨立成功後，雖然他有機會將國家權力掌握在他手中，但他沒有那樣做，反而主張三權（行政、立法、司法）分立及實施國會民主制作為以色列的建國基礎，人民可以表達任何意見而不須也不怕坐牢。他們經由多次戰爭的洗煉，養成了人人不懼戰，勇於對抗入侵者精神。全國人民都親身體驗到國家受四方敵國的包圍下，戰爭隨時可能發生，因此全民武裝是必須的，武器更是需要用以應付突發事件，他們從不求戰，但他們卻隨時隨地嚴陣以待，他們生活在一個在和平的黎明到達前，仍必須肩負起可能會是漫長鬥爭的重任，年復一年從不鬆懈。歷經數十年來的戰鬥，他們已習慣於從希望中得到歡樂，在苦難中保持堅忍不墜，用以對付敵人和獨裁者可能發動的入侵。

（後記）

寫就此文後最令我感慨的莫過於看到1956年中期以色列一位才18歲的士兵當他知道無處可退，而被敘利亞軍隊所補而自盡，其後敘利亞軍方退回此士兵的屍體給以色列，他們在屍體的手縫中間取得一小紙條上面寫著“I never betrayed！我永不背叛！”的字樣，這是多麼的令人震撼！

由此反觀國共內戰時，國民黨軍隊被中共軍隊打敗後，前後共有一百多位國民黨軍的高級將領或被俘或投降，而被關進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被關押於該所內的100多位將領中，僅僅有四位從不屈服於中共的改造，其他的將領如杜聿銘等，都屈服於中共的改造，寫悔過書，有些甚至大罵蔣介石後，先後被釋放。

這四位不屈服的將領是陳士章（中將），文強（中將），劉鎮湘（軍長）和黃維（中將）；黃維甚至說：“只有戰死的烈士，沒有苟活的將軍！” 準此說，則這一百多位苟活的將軍就不是將軍了，而成了苟活的囚犯了！

過去蔣介石專制時代，他將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作為國軍的黃埔軍魂，其實它正彰顯了所謂的國軍是忠於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為首，其次是忠於他這個領袖，而將國家、責任、榮譽放到後面。這哪裡算是“軍隊國家化”，所謂“國軍”以前本就是國民黨的軍隊，他們只忠於蔣介石一人，甚至是蔣家的家軍，這和民初的軍閥有什麼不同？以這樣的軍隊屬性加上領袖的專橫，致使被徵召的台灣人去當兵時都存著成天數著饅頭，等到退伍的日子到來，根本凝聚不了台灣人的對抗共識。再加上一些退將的醜態，爭先恐後搶著去向中國示好屈服，所謂黃埔軍魂這些人根本沒有軍魂，不但如此這些人還成天喊著兵凶戰危，附和著中共的企圖心，不要台灣買武器，反對目前台灣國軍的自立自強的做法。這些人享受著台灣的言論自由，受台灣的供養卻附和中共對台的恐嚇，不要問他們是不是軍人，連做一個忠誠的台灣人都不配。

在美國當間諜被捕後刑期從30年到無期徒刑不等，就連共謀者最輕也是25年起跳，反觀台灣對間諜及其共謀者的立法太過怠惰，於司法更是無知得令人驚奇。

台灣對全民及上舉這些在台灣的人確是自由之地，但台灣這個國度，要成就的是希望它成為勇者之家。但這些退將及那些附和中共，懼怕得罪中共及其反應者根本不配為勇者！他們只是寄生於台灣而已！！